近年来，硕士生和博士生“非正常死亡”事件不断出现。近日，复旦大学44岁的博士生李开学不堪压力猝死在书桌前，留下破碎的家庭和尚未完成的论文撒手人寰，而他生前的每月生活费只有不到300元，需要兼职讲课挣钱(《南都周刊》4月15日)。

很多人认为这些投身研究却草草结束生命的学生存在身心上的各种问题，并觉得他们在困难面前的承受能力太差，却忽视了研究生教育制度上的缺陷。一个好的研究生教育制度，一定要给予学生充分的支持和自由。

以笔者就读博士的澳大利亚为例，永久居民和公民读博士免费，最长可以用八年的时间完成，并且可以延期，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时间压力。当中只有一部分学生从本科开始不间断地读到博士，而很多人都是工作了多年之后才重回大学校园，心智更为成熟稳重，更清楚理解博士学位对自己的意义何在。

博士本身是一个机会成本非常高的行为，很多时候意味要放弃优厚薪金或者现有的职业机会。为此，对于优秀的学生，澳大利亚政府和大学有各种奖学金予以支持，最低标准是能够免除一个两人家庭在读博期间的经济忧虑，而且一切研究上面的支出，学校都会全盘负责。在选题方面，学生可以选择任何自己喜欢的论文题目，完全不需要跟随导师的课题或研究项目。

我的博士同学中有不少都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还有一位刚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的六十多岁的老者。对于他们来说，读博士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生选择。尽管历尽艰难才能拿到博士学位，但也只是求知之路里面的一段旅程而已。

但是在中国，读博士往往被解读为通往更高社会地位的通行证，或者是在当今劳动市场上获得更好的职业机会的门票，从而被赋予了超出学术范畴的意义，同时意味着必须忍受非一般的压力。事实上，很多博士生的生活，基本上可以和废寝忘食，寒窗苦读，孤苦伶仃等同起来。李开学每月几百元的生活费是如何得捉襟见肘，这甚至连上海市的低保线都达不到。可以想象，李开学因为这个延期的博士学位受着怎么样的折磨！

将学生定义为学术苦行僧的角色是由“学海无涯苦作舟”式的传统文化决定的。这其实是透支了他们的将来所得。

让人心酸的惨剧却不断发生，警示荣誉式奖学金难以免除博士生们的后顾之忧，有关部门需要尽快制定出台全面的研究生奖学金和研究资助制度。尽管金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起码这能够让他们过上正常的物质生活，不需要到处“跑穴”赚取微薄的生活费。那些忙着圈地盖楼大把花钱却在奖助学上面哭穷的高校，该想想一个问题：连油盐酱醋茶都没法保证的博士生们，该怎样完成需要付出多年努力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