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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兼职导师、客座教授等已经成为国内许多高校充实自身学术力量的一条捷径，这些校外兼职人员不仅要给学生上课、作讲座，有的还要带研究生。这样一来，不仅高校的教学、学术等方面得到了有益的补充，连研究生也跟着沾光。不过，对于聘请兼职教授，专家表示需要适度控制以确保质量，同时兼职人员本身也需要严格自律，避免“兼而不职”的情况出现。
兼职教授的加入，给学校带来了新鲜的学术活力
学生：坐地尽享流动资源库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05级的硕士研究生张蓉，最近刚刚结束了在北大出版社的实习，正准备跟导师在北京作毕业论文。她的导师、北京大学编辑出版专业的教授肖东发，是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特聘的校外硕士生导师。
目前，张蓉在河北大学的基础课已经上完，接下来就是作论文了。她的毕业论文打算主要研究北京二手书流通市场方面的内容。导师虽然是校外的，但对她的学业很关心，北大一有比较好的课程，就推荐她去旁听。张蓉因此被同学戏称为北大与河大联合培养的硕士。
据悉，在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不少硕士生与张蓉的情况类似。
记者接通张蓉同班同学王锦东的电话时，他正在去中央电视台的路上，“要去听一位非常有名的专家的报告”，他说是导师推荐他去听的。他的导师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系系主任展江教授。目前，王锦东也住在北京，一边作毕业论文，一边准备博士生考试。王锦东表示，校外导师在各方面都给了他很多影响，使自己不管是学术、思想还是视野方面，都有一定拓展。
目前，聘请业界和学界精英作为校外导师指导研究生，是河大新闻传播学院的一大特色。据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白贵介绍，目前该学院共有十几位校外导师，而学界的导师大多来自清华、北大、人大等名校。除了指导毕业论文之外，还有不少校外导师到河大新闻传播学院开课，比如北大的张浩达教授在该学院开设了视觉传播的课程，据了解，这门课在北大开设时就十分受学生欢迎，学生给这门课程打的分数接近满分；清华大学的刘兵教授、北京大学的刘华杰教授共同为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开设了一门科技传播的课程，给学生带来了很多前沿的理论；展江为新闻、传播两个专业的同学分别讲授了传播学的前沿理论，对西方理论的深入介绍、老师本人的个人魅力让同学们上完课后仍然觉得意犹未尽，恋恋不舍。
白贵表示，从1999年开始，该学院就零星地请一两位校外专家做兼职导师。2000年，他担任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之后，开始有计划、有针对性地逐步推进这种培养模式，陆续延聘校外导师，先从业界请专家，解决学生在业务、实践层面的需求。之后，开始请一些知名院校的专家，除了上述的几位知名的名校教授之外，还请到了陈力丹、童兵、喻国明等名师，这些校外导师被形象地称为“外脑”。
白贵认为，校外的导师就像一个流动的资源库，不仅能指导学生做学问，还能带来前沿的学术信息和各具特色的治学经验，这对于学院的成长、学生的学习以及导师之间的学术交流都有好处。此外，该学院所聘请的校外导师，都是业界或学界有一定影响的专业人士，因为对所指导的学生比较了解，因此可能会在学生的实习、就业或者是再深造方面打开思路。如有的导师会把学生带到自己学校去听课，已经毕业的张明燕一直跟着北大的导师学习，有了重要课程就去旁听，毕业后考上了北大的博士，就是因为其吸纳了名校的资源。
学院：借助“外脑”获益多
之所以要大力推行这种模式，白贵表示，首先，新闻传播是应用型学科，学生的视野应该更加开阔，学生们应该感受到来自学界的八面来风；其次，目前该学院的2个硕士点，共分为10个方向，虽说本院教师中已有20多名硕士生导师，在国内新闻传播院校中属于强势团队，但在各个方向上的师资力量并不均衡。比如在2005年之前，科技传播方向只有一位导师，后来聘请了刘兵和刘华杰，每个人每年平均带两个学生，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使得科技传播方向的力量明显增强。
至于校外导师的待遇，白贵介绍说，按照学校的规定，一位导师指导一名研究生到毕业，能够获得一份指导费，校外导师的标准跟校内导师一样。校外导师没有工资，如果开课会有课时费，标准也相仿于校内导师。另外每年还会报销一些交通费和资料费。“可以说，待遇不是特别优厚。但是，很多有事业心的导师更注重一个能够实现自己价值的平台，河北大学1981年成立新闻学专业，在专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是我国较早一批成立新闻专业的院校之一。学风相对较好，而且学院十分尊重校外老师们的学术个性。”
白贵表示，这种较大规模引进校外导师的特色在于校外导师与校内导师的互补。比如实践和理论的互补、学科结构、知识结构的互补以及不同的治学模式、治学方法的互补。“因为各个学校有各个学校的传统、学术道路，各个导师有自己的治学特色，这些互补对导师本人以及其他导师、其他学生都是有益的，即使只是给其他的学生开设一次讲座也是富于启发性的。”
另外，河北大学引进的校外指导教师数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据白贵介绍，该学院内部硕士生导师有20余名，外聘的导师有十几名，数量相差不是太大，还缓解了导师带研究生数量过多的压力，每位硕士生指导教师所带学生的数量平均一年二三个。虽然外聘的导师多是名师，但是有的老师在自己本校所带学生并不多，分出精力指导校外学生，不仅对学生来说大为受益，也能相应地传播自己的学术理念和专业知识，一举两得。
据悉，目前很多学校都有外聘的教授、导师，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外脑”都能真正发挥作用。对此，白贵表示，学院创造了很多条件，力求使校外导师、教授不仅仅停留在一纸聘书上。该学院选择校外导师的标准是其在个人所在领域具有相当的造诣，了解本学科前沿的情况，或者有独特的治学特色和方法。这样的导师一般自己的研究方向功底深厚，对学术前沿信息十分了解，学校在选聘校外导师的时候会请该导师到学院完整地开设一门课程。“能做到这一点的学校并不是特别多，当然河北大学有自己的特殊地理优势，离北京很近，校外导师主要集中在北京，来保定上课还算方便。另外，学院的教学秘书也会及时跟这些导师联系，为他们安排食宿，尽量照顾他们在授课期间的饮食起居。最重要的是会根据他们的要求灵活安排授课时间，因为有的导师需要周末上课，有的导师则需要集中授课，学院会尽量照顾校外导师的利益和特殊性。”
专家：依靠制度来落实
事实上，国内其他高校也在利用这种聘请校外导师的模式。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告诉记者，在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以及他本人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都有一些导师在校外几所大学做兼职导师。唐安国认为，大学教师之间相互交流有利于学生的培养，但是本校教师一定要发挥支撑作用，同时还要防止某种程度的异化。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陈武元也提到了异化现象，他认为，借用校外导师的力量来加强本校的研究生培养工作，这种模式本身并没什么问题，其出发点也是好的。由于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历史比较短，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优质的教育资源得以共享。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有异化现象，比如，一些高校利用聘请现职行政领导做兼职导师的方式，不正当地获取公共资源；一些学术力量不强的高校利用聘请名牌大学教授做兼职导师的方式，在申报学位点或学科评估等方面钻空子，妨碍了高校之间的公平竞争。当然，陈武元也强调，这只是一种现象，这种现象究竟有多严重，由于没有作系统的调查，目前还很难说得清楚。
陈武元说，有些导师确实想通过带学生一起做课题，这种情况应该说还是占主流的。但也有一些兼职导师沽名钓誉，并没有好好带学生。对于这种情况，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制定相关制度予以约束，各有关高校也应该加强这方面的自律性，以确保研究生导师队伍的质量。比如，通过抽查兼职导师指导的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或量化其指导的论文第一次未通过评审的比例等方式，来确定其能否继续带研究生，等等。
如何将引进“外脑”落到实处？陈武元认为，主要还是要依靠制度建设。我国高校现行的人事制度对承担不同岗位职责的教师的工作量（如每学年的授课门数、课时数以及科研课题、科研经费、科研成果等）均有明确的量化规定，但对其完成本校工作量之后的校外兼职活动并没有明确规定，这是我们现行制度设计的盲点。而在聘请这些导师的学校，是没有办法约束他们的工作量的。这些导师可以在几个学校兼职，倘若兼职太多，势必会使他们精力分散，无法带好学生。
唐安国认为，这是一个度的问题。导师们应该遵守规则，不能过分。对导师，本学校可以约束，聘任的学校也可以约束。比如，定时考察聘任的导师，如果他不能花很多时间指导学生，就可以解聘。
陈武元分析，防止异化现象的有效措施，就是要真正实施对导师资质的评估制度。实际上，我国培养研究生的许多大学都有这方面的制度，但目前真正能严格执行制度的大学并不多，“其主要原因是这几年高校扩招，大学教师普遍缺乏”。尽管2003、2004年我国大学都先后实行人事制度改革，而且去年和今年这些大学又先后进入“三年一聘”的考核聘任期，但如果按原先制定的人事制度予以考核的话，会有一部分大学教师落聘。由于前述的原因，相当多的大学最终采取了较为灵活的处理办法，但这只是暂时的情况。再过几年，在大学教师数趋于饱和，或者说大学教师紧缺局面有所缓解的情况下，这种现象通过严格评估的机制，是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对此，白贵也表示，有个别校外导师的指导流于形式，尤其是个别业界的领导，由于事务性工作繁忙，无暇分身，跟学生的交流就比较少。白贵说，这种情况学院也有对策，并不是把学生分给导师之后就完全不管了，学生应该接受的本专业的基本教育，学院都会安排统一的课程，教学任务主要靠校内的导师团队和少数校外专家来集中完成。
“我们正在尝试采用一种动态的管理方式，定期调整导师队伍，有些人实在没有时间指导，会考虑调换或终止其带研究生的资格。”白贵说，“学院以前也曾经尝试过推行双导师制，但是由于一些技术上的原因没有深入推进，考虑将来在一部分研究生和导师当中继续推行双导师制，校内一位、校外一位，让不同的导师之间形成有效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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