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耳闻北大“保研”压倒“考研”事件，但是备考研究生的学生们热情依然高涨，甚至高过往年。在京参加考研辅导班的重庆工商大学学生赵晟认为，无论考研之前的学历背景如何，只要付出努力就能得到回报。在赵晟考研班的同学中，就有不少“三本”的学生。 
 
他们一入大学校门起就目标考研。
　　不过，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副教授蓝劲松表示，研招环节中，确实或多或少会存在着“门槛”的概念。比如，有的导师会认为好学校的学生好“带”，因此重点高校中的不少教师都愿意招收自己的本科生读研。另外，教师中也不乏“名校情节”。毕竟大学毕业生都是由应试教育选拔上来的，虽然高考制度屡受争议，但目前来看，通过高考选拔人才是相对公平的办法。研招无法在短时间内确定一个人，因此用学历的门槛来筛选人才比较保险。

　　“等级门槛”

　　反映高校毕业生水平下降

　　1999年我国高校扩招后，大学生毕业人数骤然增加，与社会的发展需要并不协调。提升招生、招聘门槛，一方面反映了人多的水涨船高。同时，某种程度上还反映了高校教学水平下降的现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表示，一般院校毕业生可以承担的工作，现在看来不行了，就要选择名校毕业生，“素质好一点。”

　　通过高校的“等级门槛”限制研招工作，张教授认为是一种歧视。但是，现实中也存在高分考研生综合素质不佳的情况。这些学生从进入本科时起就开始准备考研，完全是应试教育带来的问题，也是考研机制的问题:高校研招基本没有能力测试，无法判断考生的研究水平；学界也没有统一的学术评估机制。考研变成了高考:统一出题、统一判卷，这样的研究生招生“选拔”出了很多并没有研究能力的研究生来。

　　此外，名校学生的素质也在下降。张教授说，这不是说我国高等教育扩招前的教学水平高，只能说现在的大学教育更糟。以前，高校教师没有现在这么功利，高校内多少存有一些自由讨论的学术氛围，但现在已经荡然无存。教师现在对教学不上心，重科研轻教学的做法也是高校的教师评估体系造成的。

　　“等级门槛”

　　成为招聘的隐性“歧视”

　　对于学历背景等求职过程中的门槛，北京东方慧博人力资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大元认为，虽然大学生就业难、面临门槛增加的现状可以从经济活动的本质和基本规律角度得以解释，但人们更愿意也更习惯将其与“歧视”一词挂钩。

　　由中国政法大学蔡定剑教授领导的中国政法大学反就业歧视课题组，在十大城市所做调查中，85.5％的人认为存在就业歧视，其中认为严重和比较严重的占58％。就业歧视的存在不仅破坏了就业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导致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严重影响了大学生自身及其家庭的生存和发展，冲击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其实，不管是商品市场还是人才市场，从根本上看，所有出现的问题都是市场规律的作用和机制。如果我们把大学毕业生作为与经济活动紧密相关的一种特殊生产要素看待，出现的问题主要取决于市场供需状况发生了变化，正是这种变化改变了供需的关系，打破了一种平衡，从而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就是大家所说的就业“歧视”。

　　除了年龄、性别、户籍等表象因素带来的“歧视”外，学历层次、所学专业、毕业院校、在学校期间的学生工作情况、社会实践经验、敬业精神、团队意识、学习能力、沟通能力等深层次的因素更加具有隐蔽性，也可说是种“歧视”。

　　“等级门槛”

　　根源在高校体制问题

　　高校的过速扩招、曾经“风靡”的大学合并、大学城的建设等，反映了我国高校“一窝蜂”现象较为严重。一些本有自己特色的专业院校却应市场需求开放了外语系等“通用专业”，而教学质量、教师队伍等又不能得到很好的匹配。有业内人士表示，高校毕业生已经进入了人才市场，但是所谓的教育市场并没有进入到市场竞争中来。高校纷纷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做法，如果学生的专业特点强，就不会发愁就业问题，但对通用专业的学生就无疑会面临一个又一个的就业门槛。

　　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经济学院教授顾海兵认为，研招、企业招聘中高校“等级门槛”的产生不能责怪社会，而是高校本身内部体制的问题，体制内的不平等引发了社会上的种种歧视。顾海兵建议，高教应该建有高校联合会、职业学院联合会、教授协会、教师联合会等非政府组织。在教育体制完善的发达国家，就不会有歧视社区学院毕业生的问题。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副教授蓝劲松提出，高校改革，主要来自外部，政府最为重要。目前，我国高校体制较为死板，学校自主权不大，政治体制明显。其实，各高校在教学、科研、后勤、就业服务等各方面都应该有自己的差异化做法。如教学要与就业挂钩，就业不仅考虑就业率，更应该考虑就业质量。